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公司透视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深入，对信用的要求就越高。为减少投资风险，增加市场透明度，信用评级应运而生。所谓信用评级，是指专业机构对债务人就某一特定债务能否准时还本付息的能力及意愿加以评估，分为资本市场、商业市场及消费者等三类评级，其中资本市场评级居核心地位。长期以来，穆迪（Moody′s，美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美资）和惠誉国际（Fitch Rating，原为美资，现为法资控股）位列国际资本评级市场“三甲”，不过惠誉在市场份额、赢利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远逊于前两者，国际资本评级市场的话语权实际是“两强垄断”。三大评级公司在一定程度与一定范围内增加了市场透明度，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了管理依据与参考资料，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西方某些势力持续推行美国价值观与强权，进而威胁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新工具。
三大评级公司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受到广泛质疑
美国信用评级制度运作已近一个世纪。美国商法规定，评级公司属于一般股份公司，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为保证评级的公正与客观，评级公司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主要是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评级公司虽对股东负责，但当股东与大众利益冲突时，必须置大众利益于优先的地位。因此，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正是在这方面三大评级公司受到了广泛质疑。
令人质疑的独立性。一是政府给予特权。1975年SEC认可穆迪、标普与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公司的垄断地位。今年3月，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在参议院就评级公司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其所以财源滚滚，主要是得益于“受控特许”。二是长期受到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评级，SEC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发生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Dominion）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
令人质疑的公正性。首先是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国家因发行国债而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鉴于国家的巨大清偿能力以及主权的敏感性，一般的评级公司都不涉及主权国家信誉评级，但三大评级公司的一个重要评估标的却是主权国家信誉，而且把市场自由化作为评价的重要依据。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为稳定经济，采取关闭外汇市场的断然措施，受到三大公司的一致声讨，然而事后证明马来西亚的管制政策是成功的。其次是长期奉行双重标准。三大公司在美国本土评级时，主要依据被评估公司自身或经美国会计公司发布的报告，但对于美国以外的企业，除少数进行“自愿评估”（需要付费）外，大多数则是所谓的“独立评估”。问题在于，三大公司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对他国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当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三大公司都不曾降低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从“9·11”事件到安然等巨型企业财务丑闻，摩根大通等知名银行金融欺诈，再到伊拉克战争与持续恐怖袭击威胁等，美国金融市场遭遇连续的冲击，国际资本一度纷纷逃离美国，三大公司同样不曾也不打算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令人质疑的客观性。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因而在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2002年，三大公司将日本政府债券的评级列在工业七国最末，其信贷级别排在博茨瓦纳之后，与拉脱维亚和波兰同等。日本国际金融中心（JCIF）认为，外国评级公司未能反映日本独特的商业惯例，评级结果并不能表达真实情况。时任财务省国际事务次官黑田东彦要求三大公司出具详细的评定标准，认为日本拥有很高的个人储蓄率及庞大的海外资产，对国内投资者能完全清偿债务，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调低日本政府债券评级。中国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预期令全球瞩目，但直到2003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华尔街日报》评论，标普将中国大陆银行全部定为垃圾等级。众多国际著名的投资机构都认为标普的这一评级“保守得有些可笑”。这不仅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而且造成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因为中资机构与企业在境外融资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令人质疑的科学性。法国《世界报》2003年5月6日载文指出，评级公司缺乏信息发布工作的规则，发布信息的无规律性使人们对其预测能力产生怀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黄京志认为，三大公司使用的方法与模型已经过时，模型使用的数据对于美国本土公司一般一季度才更新一次，而境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公司的数据更新周期往往超过一年甚至更长，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的需要。长期以来，三大公司收集和发布信息的活动一直是灰色的，乃至暗箱操作，信息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英国《金融时报》今年3月13日就此发表评论：按照大多数标准衡量，信用评级行业都是全世界最缺乏竞争性和透明度的市场。当为安然公司评级的评级师被质问为什么对安然财务报告的重大疑点视而不见时，该评级师承认他没有能力把握安然的业务和财务结构，也没有认真读过这些财务报告。此外，三大公司利用其垄断地位，在向客户主动提供信用评级时往往变相要求购买其他服务。1996年穆迪曾受到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原因就是被怀疑对客户变相进行了捆绑销售，迫使客户购买其全套服务。
不仅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反而时常加剧金融市场动荡
三大公司因为已经存在而合理，因为美国政府而获得垄断地位并具有强大影响力。但由于缺乏应有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性，它们不仅难以及时、准确地发挥预警功能，相反时常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
难以发挥预警功能，在美国本土备受质疑。三大公司或根据被评估企业公布的信息资料进行评估，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所谓独立评估。但实际表明，这两种评估的科学性都存在疑问。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 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扩大举债终至破产。自2001年底，一连串巨型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美国金融市场由此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评级公司反应滞后，未能发挥所期望的预警作用，自身信誉备受质疑：要么有意隐瞒不报，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与公正性；要么真的没有发觉，这意味其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连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人员都指责评级公司的失职，没有在“大厦将倾”之前发出警告。在内外压力下，SEC出具的报告罗列了信用评级业存在的12种问题与缺陷，使三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尴尬境地。
常步市场后尘，在国际领域屡屡失信。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酝酿之时，三大公司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1996年9月，穆迪与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急速降至为“Ba1”及“B+”，已属垃圾等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穆迪与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调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与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三大公司都未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直到危机已经成型，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因此，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评级公司经常步市场的后尘”。
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三大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俨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者，往往一个业务声明就能引发金融市场的震荡。1997年以前，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外贸顺差、制造业竞争力、居民储蓄等项指标都好于美国等诸多发达国家。但由于话语权掌握在三大公司手中，东南亚国家所获得的评级均低于美欧国家，由此引发相关国家的资本外逃，恶化了地区的金融局势。1997年11月28日到12月11日，穆迪将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从原来的A1急速调降到“Baa2”，导致韩元对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接二连三倒闭，从而引发韩国全面金融危机。德国《经济周刊》1998年2月5日载文评论，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对亚洲危机毫无预感，它们知道的并不比金融市场多，根本就不起作用，而现在却火上浇油。法国《世界报》2003年5月6日的文章认为，信用评级公司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可能出现危机形势的信息）毫无作用。人们责备信用评级公司，认为它们要么没有提前预测危机，直到危机已经到来，才迟迟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如在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0年土耳其危机问题上），要么相反，过早地降低有关信用等级，加快了危机形势的到来（如在1999年巴西危机、2001年阿根廷危机问题上）。
“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另一新强权评级公司的“魔力”形成路径是“建立信誉——确立地位——产生依赖——实施影响”。穆迪与标普“两强”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充分利用其垄断利润，通过暗中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开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合作等各种途径，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纽约时报》曾在社论中指称：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另一个新强权。
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穆迪与标普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东亚金融危机使日本金融业陷入动荡，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成为金融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1994—1996年，山一股票价格一直在600—1000日元之间波动。但是，自穆迪1997年6月宣布要降低山一评级后，山一股价一路下滑，8月滑落到200日元。11月穆迪宣布正式降级后，美国证券公司立即抛售其股票，不仅造成山一股价狂泻，最后跌到1日元，还断绝其从短期资金市场筹资以起死回生的后路。山一倒闭后，美国最大券商美林公司乘机接管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及经营技术，全都归属美林。
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了金融市场的调节大师。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银行业累积了巨额不良债权。按传统习惯，日本官方、民间机构与传媒，不会轻易触及国内累积巨额不良债权的银行与金融公司，而是依照日本独有方式由银行与金融公司悄然渐进处理，以期不出现重大金融风波。但是，穆迪与标普“毫无保留地”重估日本企业的投资安全度，打破了日本的传统游戏规则，使日本金融陷入持续动荡。日本媒体将穆迪与标普给日本企业、经济带来的冲击描述为：不单像历史上用大炮打开日本锁国大门的“黑船”，还像最终全面占领日本的赫尔“最后通牒”，具有强大无比的破坏力，以致在工商界普遍出现“评级恐惧症”。
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有研究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吸纳缅甸加入表示不满的一次政治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1997年4月中旬，穆迪将泰国政府的长期借贷级别从A2下降为A3，4月25日又宣布降低泰国大城、京都和泰军人三家主要银行的信用等级，从而加剧市场恐慌，诱发资本外逃，导致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词批评穆迪和标普缺乏客观性，助纣为虐。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反对，两国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德国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我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德国财政部表示，将对标普和穆迪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并宣称德国要通过立法以“保证评级的公正性”。
三大公司尤其是“两强”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因此，纷纷采取措施，消除对三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限制与三大公司的联系，加强对三大公司的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公司的依赖，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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