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信用评级

作为国际信用评级界的寡头，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的能量甚至被认为超过了美国政府。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一针见血地点出评级机构的破坏力：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这句话的最新注脚之一是希腊。早在一年多前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就对这个债台高筑的地中海小国频频发起攻击，导致毫无还手之力的希腊国债市场一片萧条，融资成本节节攀升，最后，希腊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正是由于信用评级的杀伤力巨大，可以想见的是，一旦其出现误判误断，后果将会“相当严重”。

历史教训也印证了这一点。对于投资者而言，亚洲金融危机前，这些评级机构对一些亚洲国家证券的评级并没有起到警示规避风险的作用。结果是，很多投资人蒙受巨大损失。“作为‘金融市场看门人’，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的‘第三只眼’。如果不能客观地揭示信用风险，为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的话，信用评级机构极有可能变为利益方的工具，这种角色转换是很可怕的。”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事后诸葛”逗你玩儿

“奇怪，评价欧洲信用级别的机构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来自欧洲，这说明市场可能对欧洲经济有所偏见。”惹火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是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的穆迪。

本月5日，穆迪宣布把葡萄牙的长期政府债券信用评级连降4级至“垃圾级”，并且把前景展望调至负面，称葡萄牙现在的经济状况根本不可能完成财政改革和削减赤字的目标，很可能成为“希腊第二”，不久也会需要第二轮救助。而仅仅在此前一天，标准普尔宣布，要把法国和德国提出的希腊债务“旧债换新债”的计划看作是选择性违约，这让本来就已举步维艰的关于私人投资者如何参与对希腊第二轮救助的谈判难上加难，在欧洲引起一片哗然。

穆迪的评级报告立即引发了对其他外围市场国家的传染效应，使这些陷入债务危机中的欧元区国家免于违约的成本再次上升：爱尔兰两年期债券价格首次一举上扬15%；意大利借债成本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西班牙十年期政府债券价格上扬幅度达5.59%。

7月至今，欧洲领导人已轮番出面批评三大评级机构缺乏公信力。一家欧洲大型债券投资机构的主权债券投资部门负责人直接用脚投了票，“将一切归咎于评级机构是幼稚可笑的，我们已取消了与两家评级机构之间的部分关系。”

这已不是欧洲第一次表现出对评级机构的不满。去年，因其在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就遭到德国和法国领导人的攻击，美国也加入其中，呼吁采取严厉手段控制它们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其实，如果没有信用评级机构“事后诸葛”的前车之鉴，欧洲当局或许不会如此强烈地抗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酝酿之时，穆迪、标准普尔和惠普三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均未能发出任何警告，等到危机爆发后，其又慌张应对，降级过激，加剧市场恐慌。

1996年9月，两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的长期债信用评级为“A1”及“A+”，均属于投资等级；韩国危机发生后，两家公司又急速将信用评级降至“Ba1”及“B+”的垃圾级。1997年7月，泰铢发生危机，两家公司给予泰国政府公债的信用评级仍为“A”级，直到10月才加以调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与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之际，这一幕再次重演。其时，三大机构都未能预测危机的到来，直到危机已经成形，才降低有关信用等级。

最著名的案例要数美国安然公司事件。2002年，标准普尔发布对安然公司评级“BBB”——这是适合投资的等级，而在安然事件爆发危机的前4天，其却将安然的信用评级连降三级，跌至投机级，进而引发其破产。2008年时值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诸公司及其衍生品的“AAA”评级几乎刚刚出炉，几个月后就都成了垃圾“CCC”级。“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三大’能走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晶妹表示。但吴晶妹坦言，即便评级机构不能预期市场风险，即使公众对此产品与服务产生异议，评级机构的经营依然不会受到影响，也没有任何机构退出市场。“尽管各国监管法规规定了评级机构对发行人与投资者的义务，也规定了评级机构不得滥用评级信息，但并未建立针对评级结果的问责机制。”前述金融人士表示。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信用评级只是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情报’，投资者必须对其进行有选择的利用，并对自己所作出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

多方尝试突围“发己声”

虽然三大评级机构对世界债务市场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鉴于评级机构的屡次失误，各国对其好感渐失。逐渐，口诛笔伐转化为实际行动，部分国家开始启动本国评级机构的建立进程。

在欧洲，德国总理与法国总统早在2009年就已联名表示，将成立欧洲自主的评级机构；欧洲证券监管机构委员会已颁布了旨在加强监管的《信用评级机构一揽子规章》；欧盟内部已达成初步协议，拟要求评级机构必须统一登记注册，并提高评估透明度。

最新的消息是，欧洲正在全速推进建立的“纯正欧洲血统”的评级机构将于2012年成立，并于当年第二季度发布首项主权评级。据悉，创建该机构可能耗费约3亿欧元(约合4.24亿美元)。

此外，俄罗斯、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已经或正在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着手扶持保护本国评级机构的发展。

应当看到，在建立本国评级机构的道路上，中国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一家名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中国民营评级机构已发布了中国首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这也是全球第一家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该报告选取遍及世界主要区域的50个国家为评价对象，包括欧洲20国、亚洲17国、北美2国、南美6国、非洲3国和大洋洲2国。在主要国家中，中国信用等级本币“AA＋”、外币“AAA”，美国本币、外币均为“AA”，德国本币、外币均为“AA＋”，日本本币“AA-”、外币“AA”。

从整体信用水平看，本币投资级以上级别(BBB-及以上)的国家占72%，投机级(BB＋及以下)国家占28%，外币投资级以上级别国家占74%，投机级占26%。其中，挪威、丹麦、卢森堡、瑞士、新加坡五国本外币均获得“AAA”的评级，委内瑞拉、希腊、冰岛、越南、厄瓜多尔等国在本外币投资级别中均获得投机级评估。

该报告的出炉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评论说，“不管这一评级结果有多么令人瞠目结舌，但是一个新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诞生，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美国“财经”网分析指出，“这至少给法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一种启迪：极有必要摆脱英美评价体系的束缚，寻找一种更能够准确反映本国情况的参数。”德国的《明镜》周刊称，“美国评级公司早已失去了绝不犯错的光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它脱不了干系。”

“西方国家垄断下的评级标准是有问题的，它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主要判断标准。”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如此解释发布评级报告的初衷。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三大机构长期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它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尤其对中国更是“特别关注”。而由于中国政府及企业的信用评级长期处于较低级别，海外融资成本因此大增。

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迫于中国的压力，2004年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升为“A”。2008年8月，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经济风雨飘摇，新兴大国成为全球经济汪洋中为数不多的安全岛，而中国更是全球经济冰河中极少的阳光地带，此时，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由“A”调至“A+”。

“此外，三大机构还利用中国金融领域对评级的不甚了解以及监管的漏洞，通过对中资评级机构的收购控制，令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前述金融人士称，“目前，三大机构已占据中国主要直接融资产品市场70%以上的份额，广泛渗透到包括国防、能源、电信等战略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并建立起包括重点骨干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等主体在内的较为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库。”

“最关键的是，西方评级机构把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依托在其能否借到钱，而非它的财政收入状态。这就使得债权人在判断债务人风险时，不是看对方能否创造更多价值，而是看他是否能够借到更多的钱。这显然违背了信用关系的普适原理。”关建中说，为了与西方主观的评判体系相区别，大公国际的评级标准是按照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来判断其债务承受能力。“我们强调五大评级要素，即，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而并没有考虑其意识形态，这个是我们与西方评级机构的最大差别。这也导致了评级结果的不同，我们认为这更客观，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

“目前，国家信用评级正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掌握评级话语权抵制现行不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这为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评级新规则、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吴红如是说。

来源：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