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将信用“泛道德化”
如果任何个人的信用都与外部信用之间存在着直接、真实的反馈，没有扭曲，也不存在放大或缩小。你是正面的信用，社会反馈给你的也是正面的，反之，也是负面的。这样的社会我们称之为神话。
现实中的社会因为信誉的存在，或指向真理或指向谬误，对信誉总存在着一定的加减、放大或缩小、扭曲或接近真相，也就是说存在着一定的变形系数。郭生祥将这个变形系数称为信誉系数，而每一个信用的信誉，根据传导的层级个数，乘以这个系数就是这个信誉的放大或缩小结果。
信誉系数是如何产生的呢？
郭生祥在研究中发现，决定信誉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对称和价值取向，每一个具体信誉都生活在环境之中，如果具体信用与社会信誉方向一致，则是正放大，反之则是负放大。同时信誉系统也被一定的道德和信仰所规范，比如坚持科学的理想、灵活的原则、宽恕的精神，与人为善，那可能信义就是正面的放大，反之，则可能是负面的放大。
在信用经济学中，个体行为完全的信用支付成本= 个体实际支付成本±社会信誉成本。而信誉成本=信誉系数×传播个数。显然，社会信誉系数决定着个体行为的支付成本。
郭生祥风趣地说：社会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至少它没有垃圾桶那么具象，管它呢？别人乱扔，我也乱扔，甚至还用不着偷偷摸摸地扔。
然而，社会信誉本质上如一面镜子，是对信用的映射，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放或缩的作用，如果信誉的绝对值较高的话，那么其放大功能就较高，反之，则不高；任何人即使再私密的个人行为，都会被社会信誉照射，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对于人类来说，最初的信用表达是从信任开始的，信任推动交易便产生了信用。最初，人们表达信用或许只需一张简易粗糙并不规范的借条，或者一句口头承诺。但如今，交易过程中合同约定动辄洋洋洒洒数万字，意图穷尽所有不诚信的可能性，囊括可预见的一切风险。这虽然表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趋向理性，但细化出的各种守则条例不断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恶”，不信任成为人们践行信用的最大成本。
郭生祥根据自身海外生活多年的经验认为：在一些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度，中国人社区比较而言是最勤劳的，但是也是最容易破坏制度的，有的人甚至说没有中国人破坏不了的制度，表面上这是句夸奖中国人的话，其实是在说中国人并不最富有的原因，因为这抬高了中国人社区的社会成本，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之间的信用成本无限地高企，以致有些地方环境恶劣、人心惟危，即使中国人的有形财富再多，如果扣除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其净值也不是很高。
这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信用率位于【0,0.382】的信息萌芽区间，所有的人与所有的人为敌，自然特别热衷于破坏制度，制度总是在这个区间被无情地消灭。相比较而言，那些比较好的社会，则位于【0.382,0.618】区间，稳定的关系和稳定的制度，占据着主流。这样的社会具有较低的信用成本，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开放度，是效率和效益、公平和正义、信息对称、真理和信仰均衡得较好的社会。
网络改变不了社会信用的底色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们认为网民的监督对于社会信用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郭生祥认为，互联网社会是真实社会的缩影，只不过有些互联网社会相对于其真实的社会层面可能透明些、民主些，但是改变不了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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