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登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华商族群网络有效弥补了国际规则的不足与缺陷，并以其跨国交易与要素组合的稀缺性获取较高的边际收益。即使在国际规则逐渐成熟之后，它也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不可替代性。
华商网络的运作有赖于其内部的信用机制，它源于人格化，走向社会化。但它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因为它是在国家制度之外存在的，所以它不可能法制化，成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机制。也由于它是超越国家的，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具有其作用的空间，是多元信用构造中的一种有益形式。
华商网络融资则规避了外部风险，替代了制度的不足。网络融资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降低了信息搜寻、信用的建立与考察等成本，使借贷的手续简单快捷，程序灵活多样，提高效率。网络金融资本为华商创业提供了融资渠道，类似于风险投资基金，具有高风险、高收益、低成本的融资特征。海外华商中小企业的创业与成长离不开华商金融网络的支持。

作者:龙登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dglong@tsinghua.edu.cn;电话：62789333，62782771

海外华商网络在许多西方学者的笔下是落后的、没有前途的。这里的认识误区是将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交易完全对立，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立。人格化交易形式的国际族群网络，通过内部的规则实现网络内的跨国交易，与现有其他制度性的国际规则各有功能与空间，达致互利双赢。网络信用，源于人格化，走向社会化，但它是在以国家为载体的正式制度之外而存在的，正因为它是超越国家的，所以其运行空间与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多元信用构造中的一种有益形式。被人诟病的华商网络金融，实际上是正式金融制度的补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风险，顺应和推动了华商创业与跨国经营。这种人格化交易形式的金融网络，与正式制度金融各有空间，二者并行不悖。

一、交易规则：在网络之内与国际之间
国家，通过纵向一体化的体系进行组织与管理，在特定地域内进行制度的建设与秩序的维护，尤其是对外部经济势力的渗入进行防范与保护，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种防护同时会对外部资源产生屏障，成为跨国资源流动的障碍。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言，国家的地理疆界与经济边界及制度差异，是对资源配置的壁垒。2
突破国家的障碍，形成交易规则，历史上形式多种多样，如东亚的朝贡贸易，中国的和亲，欧洲各国的姻亲等，主要的常规性手段和途径是历史上的武力3，与现代的国际性组织与协调机制。两次大战的毁灭性所带来的血的教训，促使各国通过协商来解决利益冲突，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秩序逐渐得以改变。于是，联合国、国际法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相继出现，达成国际间的交易规则。各大地域出现区域性合作组织，乃至国家之间特殊的关系与政体。在北美洲的
1 本文是作者新著《跨越国家的障碍——海外华商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之间》（科学出版社1997）的核心内容。可惜正文中的引文出处被技术性地删除。
2 我们会发现当今世界的一个有趣现象：小国更富有，如新加坡、香港地区、瑞士、卢森堡、丹麦，及北欧与西欧的一系列国家。它们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自然资源，如果闭关锁国，可能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如朝鲜、古巴等几乎举步维艰。它们唯有敞开国门，融入国际市场之中。它们的国际化程度，卷入全球化的程度，都比其他国家要深要广。唯其如此，它们不受国界的限制，从国际市场中获利也越多。与之相比，一些大国，尤其是具有意识态的大国，自恃地大物博，关起国门，不能从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和配置中获利，清代中国就是其极致。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豪情，也让现代中国与外界隔离开来。直到如今，大国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不顾自身的优劣与国际产业格局，什么产业都要发展，提高关税来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如汽车业），强调国家安全而对外来的资本与产业设置障碍，因此它们无法充分享受国际市场的双赢与互利。像印尼，总统要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以对抗欧美的垄断，结果巨额资金如石沉大海。相反，中国对电脑与网络技术敞开国门，使国民能够紧随西方之后享受到新经济的实惠。
3 武装海商集团，西方殖民商人集团，都是通过武力后盾，来保障交易过程中自己的利益，来惩罚违约者。商人集团之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因为缺乏规则，而诉诸武力来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在欧洲内部，19世纪以前各国之间战争不断，20世纪前期的两次世界大战达到极端。
殖民地国家（State），联合起来形成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先河. 欧洲国家之间的整合也日渐密切，从煤钢联盟，农业联盟，关税同盟，到统一的欧元，到欧洲议会，逐渐走向多元一体，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United States of Europe.

人格化的国际族群网络，则通过内部的规则达到网络内的跨国交易。
突破国界及其制度限制，从中获取一个国家内部所没有的资源与要素组合，实施主体则将从中获取收益。东南亚华商就是这种跨国资源组合与配置。东南亚民族国家独立的相当长时期内，民族主义至上，对于国家组织之外的机构与势力，产生防范与排斥，譬如对外资，对于华商，进行限制、压制甚至打击。跨国网络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与华商在各地所受到的排斥，从而寻求突破的历史相关。王赓武（2002）的论述极为精到：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对本土的认同受到殖民者的阻碍，促使他们从区域性的跨国活动中寻求与其他地区华人的合作，尤其是本乡籍贯的华人形成网络。在战后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排挤，促使他们从跨国网络中寻求发展。王赓武论述马来西亚的华人时指出，马来西亚华人希望通过民族经济的贡献来融入国家并影响国家政策，但其政治行为往往被看成是具有种族性质，而且与国家利益相左。这种不完整的国家经验所导致的结果，即使不是鼓励，至少也允许了马来西亚华人继续保留原有的传统，并且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寻求现代化。这也使得他们跨越国家的界限，去与其他地区有相似经历的华人接触，运用越来越发达的现代化通讯科技手段构造跨国网络。
华商及其网络的运行特征与收益来源，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扶植原住民经济而抑制与限制华商的政策，并没有让华商消沉下去；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成功地打击了华商，本国经济也因此一蹶不振。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华商是各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抑制华商无异于自戕；而华商网络是在国家制度之外与国有经济之外产生能量的，抑制华商的政策，只要不是连根拔除，华商就有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其一，原住民经济在国家的扶持之下有所发展，但国有经济缺乏活力，政府孵化下的民营经济缺乏自主成长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天性就不是也不应该是企业经营。其二，华商网络在制度之外与国界之外运行，只要它与国家及其制度没有显性的抵触与冲突，政府的抑制就难以伸入其运行空间而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或者华商可以在政策许可的范围之内寻求因应之策，其经济功能就无可替代。因此，华商在抑制政策之下仍能壮大。其三，东南亚国家市场化与国际化的经济战略中，华商网络往往先着一鞭的，并比政府力量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活力。如果政府继续实行抑制华商的政策，就会伤害自身的经济健康，因此各国政府不得不适时调整。在这一进程中，华商如鱼得水，迅速成长起来。像马来西亚，华商经济的比例在新经济政策之下，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增大。这不是因为华商抑制了原住民，而是华商网络发挥了政府所不可能发挥的作用，伸入到政府难以进入的领域，特别是跨国资源的配置与要素组合。
综上所述，第一，网络与国家之间，不是你退我进的关系，不是你盈我亏的零和博弈，而是各有功能与空间，同时也是相互补充与促进的关系，能够形成互利双赢。其二，华商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东南亚经济的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华商及其网络获得长袖善舞的空间，华商趁势而上成为必然的趋势。与此相对，国有经济及政府扶持下的经济，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不相吻合，有时可能还是背道而驰的，在此轨道下的原住民经济，其增长势头滞后，与全球范围内国有经济的衰落相呼应。
现代技术的发展，跨越国界所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大。因为没有技术障碍，组合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的能力越来越强。廖赤阳、刘宏（2002）等基于东亚港口城市的华人社团与区域商贸网络，来寻求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近一二十年来温州商人的跨国发展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罗惠珍《温州成衣商撼动欧洲服装业》（http://www.chinesenewsnet.com/）一文做了精彩的介绍。犹太商人委托巴黎温州商人到中国寻找生产代工厂，温州商人一开始居中牵线协调，后来自行经营进出口贸易，一方面在中国开工厂，找货源自行出口，又在欧洲（巴黎、米兰）等地开进口公司，经营批发中心。温州移民链中，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宗、同学、同乡、同事等外移至欧洲，他们所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紧密而且交叉连贯，彼此互通声息。个个以当老板为己任，一有机会开店，短短几年欧洲就出现“温州人现象”。他们以低成本削价销售，又以其货源供应丰富，见缝插针。有店就买，慢慢取代传统在服装业执牛耳的犹太商人。欧洲如雨后春笋般迸出的温州服装批发与百货商场，仅巴黎就有上千家温州人经营的成衣批发店。华商跨国网络。华人社团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联合，加强了华商网络机制。例如新加坡总商会会长郑民川（1999）陈述该会在信息互通上扮演着起承转合的角色：
起：发起、组织及安排商贸团体走访世界各国，扮演一种发动者的角色。
承：接待来自各地的代表，承接来自他方的信息，成为一个商贸信息中心和收集站。
转：把获得的信息转化为供商家参考的资料，作为他们经商的依据。
合： 在信息互通下，促进彼此合作的机会。
从华商网络的源渊看，东南亚的华人宗亲会、同乡会在19世纪就已频频见于记载，逐渐成为华侨华人内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社会组织，成为华商网络的实体表现形态。这些社团，构成华侨商业网络的中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等华侨互助自治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各地华侨华人社会由分散走向整合，华商网络有效地强化了各地华商的跨国联系。同文同语同乡等纽带，使散居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华商，容易突破国界开展跨国合作，他们凭借网络内的商业信用关系，在异国他乡能较为便利地获取各种资源，包括资金、劳动力和信息、市场等。二战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使海外华商网络在中国之外运行，本土化发展使之形成更坚实的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华商网络走向国际化。
七八十年代以来，华商国际化经营加强，东南亚各国华商企业大举展开跨国经营，欧美等地华人数量日增，经济力量开始壮大，中国本土的改革开放也吸引着华商资本前来寻求合作。地域性、行业性的华商网络随之走向国际化，这是华商网络进一步发展的最突出成果。华人社团走向国际联合，形成世界性的同乡、同宗联谊会，名类繁多。地缘性社团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较早，1971年在香港成立，至1996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三届大会，出席人数由250人增至3000人。1980年代，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世界越棉寮华人团体联合会、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等纷纷开始了定期世界性联谊活动，展开卓有成效的经济联络与合作。1992年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第二届大会上，主席呼吁“通过乡情乡谊的延伸和召唤，组成一个超越区域的经济联体，走向经济世界，共谋同乡利益。”（星洲日报1992-9-8） 2000年，拥有华侨华人最多的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世粤联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二届于2002年12月在广州隆重召开。血缘性国际社团为数更多，1970年代就有世界昭伦宗亲恳亲大会（谈、谭、许、谢四姓）、世界至德宗亲总会（吴姓），世界梅氏宗亲恳亲大会、世界谢氏宗亲恳亲大会、世界柯蔡宗亲总会、世界黄氏宗亲总会等。中国本土的民间团体与地方政府，积极吸引和融入华人社团网络之中，2004年，就有多种形式的活动举行，名类繁多，目不暇给。如：华商企业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会、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发展洽谈会、海外学者高新科技洽谈会、海外科技人才与中国企业合作交流大会、首届世界华商投资论坛、首届华商中国投资论坛、全球华商组织高峰会议，等。
世界华商的联谊活动则在90年代日趋活跃，由各地中华总商会组织的世界华商大会，一开始就声势不凡，来自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华商精英汇聚一堂，商讨加强世界华商之间的联系，以华商群体的姿态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前三届分别在亚洲的新加坡、香港、曼谷举行，第四届则于1997年8月在北美的温哥华召开，2001年在南京举办第六届大会，与会的华商人数一届比一届多。由五大洲各地中华总商会组织的世界华商大会更表明海外华商网络的制度化达到新的层次。正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在致辞中所说，世界华商大会为世界各地的华商和机构提供了难得的交流机会，包括建立商业联系网络、探讨合作方向，以及互换企业家精神的心得等等。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的设立，就是具体落实来使这个覆盖全球的网络得到实现，创造出更多有利的商机与空间，一起为全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更实质性的贡献（郑民川1999）。世界各地华商不仅通过彼此之间密切的联系互动和发展，而且世界性的华商机构与联谊活动，大都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加拿大总理、澳大利亚总理等都对在本国举行的华商世界性联谊活动表示过祝贺，可见华商影响已渗透到非华人社会。落地生根的华商，已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有的地区甚至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这些国际联谊活动，畅述乡谊亲情，交流信息，寻求商务合作，华商网络走向国际化。正如李光耀在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题为“建立有效的网络”的报告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不利用华族网络掌握新世界与新时代所提供的种种机会，那将是很不明智的。“交流乡情，敦睦乡谊，洽谈合作，探寻商机”，2002年第二届世粤联会的宣言，代表了各种华人世界联谊活动的宗旨。
海外华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表明，他们不是被动地卷入，而是积极应对世界经济整合与发展，海外华商网络(network; web)就是他们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一大成果。经济全球化不仅是指经济活动突破国界的地理延伸，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跨国经营活动的功能整合(Dicken,1998:5) 。世界华商网络正是这种功能整合的体现。相对于世界大规模的跨国公司，他们缺乏以国家为后盾的大规模渗透的资本与技术支撑和市场扩张能力，他们唯有依靠早已存在并不断国际化的网络以增强竞争力。海外华商网络世界性的扩展，推动了华商的全球化。跨国进程中的网络互动，华商形成了多种渠道与形式，Haiyan（1999:135）分为三类：企业内（Intra-firm）基于族群的跨国网络；企业间（inter-firm）基于人际关系的合作；企业外（extra-firm）“政治保护”下的合作经营。实际上，华商的人际关系与网络资源不限于以企业为纽带展开，前述血缘、地缘纽带等所覆盖的社会资源也非常丰富。海外华商通过相互联系、信息提供、业务合作，促进各自全球性扩张4；网络内的人际信用机制，提供了自身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金、信息和市场，降低了他们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进入成本与运营成本，增强竞争力（龙1998a；Hong 2000）。东南亚华商与港商合作，以香港为支点开展全球化经营。
经济全球化之下，传统封闭式内向型的海外华商网络变成动态型开放性网络，跨国公司渗入，并与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商务中介、多边国际组织等相融（Kris 1999）。华商网络能够包容合作对象，西方跨国公司利用华商网络与资源开拓市场，华商则获得技术、资本、现代管理及其全球产品的网络资源。西方企业与华商合作，不仅在当地经营，而且一起进入第三地市场。如四洲金必氏公司，就是日商与香港的潮商合作共同投资汕头的，由潮商负责注册、建厂、营销，日商负责生产管理。华商网络不是封闭的排他的体系，还表现在它已经开始突破纯族群的限制。例如印尼名商熊德龙，在血缘上不是华人，但以其流利的客家话与普通话成为客家人与华人网络中的活跃分子与中坚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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