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络金融资本与华商创业
华商网络的功能具有多重性，我们集中考察网络金融资本。其表现形式，一是亲友之间的相互借贷，二是标会等民间金融形式，三是服务于华商网络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后二类金融机构以网络信用为基础，服务于具有特定纽带维系的群体。
一种传统的融资手段被称为“合局”、“会”、“搭会”等5，新加坡称“票会”，温州人称为“祝会”，世界各地的印支华人则称“月兰会”，千年前的宋代则称为“关纽” 6。由特定社会关系圈内的十数人或数十人约定，各出小股钱财，聚集成一笔资金，定期投标，出息最高者获得这笔款额去做生意。以后依
5 合会，琉球称为“模合”、“寄合”，日本名为“讲”、“无尽讲”、“赖母子讲”，韩国称之为“契”，印度称为“夺标制”、“友助会”，越南有“月兰会”。中国合会的目的，有储蓄、生产、保险、建设等。收会方法有轮会、摇会、标会，还有长寿会、孝衣会及葬社等（曹竞辉1980：7）。藉以互通有无，救济贫困，并事储蓄，对平民金融之调剂，贡献良多。
6 宋代有的富人“因缘射利之谋”，“合力同则”，集资经商或放贷，具体规则如下：“结十人以为局，高下资本，自五十万至十万大约以十年为期。每岁之穷，轮流出局，通所得之利，不啻倍蓰而本则仍在。”（《宋会要·食货》70之6）这种名曰“关纽”的融资手段，在宋代就已形成出资、经营、分成各环节的规范则例，与海外华商的“会”如出一辙。

次轮流投标，可以逐个发展。华侨华人互助协作的“会”，在中小型华商尤其是小本经营者之中普遍存在。其形式多样，或由侨领组织，也可由急需本钱者自己随时发起，主要在各种关系圈内进行。有的只是临时纠合而成，有的则是长期的结合。欧洲有一位温州商人叙述道，他创办企业之初，是由34个同乡商人每人出资5000元，凑成17万，再加上他自己的12万，不用向银行贷款（事实上也得不到）便顺利办起了自己的企业。7许多温州籍的新移民都是通过“标会”的方式集资筹款，即由亲戚、朋友、同乡共同出钱解决某一个人的资金需求，然后在约定的期限内还款，利息的高低或有无，则因会而异。这种传统的集资方式帮助温州人解决了创业、置产初期阶段的资金短缺，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迈出创业关键的第一步。一个来自温州的五口之家，刚来不久的新移民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首期款，但是一家人都在衣厂做工，觉着自己的收入能够按期还钱，于是毫不犹豫地去标会筹款，买了一栋价值30多万美元的房子，自己住一层，将另一层出租，几年后他们的房子增值近一倍。当然任何融资手段都不可能排除风险，这种基于人际信用的关系圈内融资途径也不例外。1984年日本横滨中华街便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连锁“倒会”风波，据《读卖新闻》报道，一个大“会”的会首，将700万元会款融资给一家餐馆，不料餐馆倒闭，钱不能回收，会员纷纷倒会，牵连到其他会，受害人达400余人，总金额约达3亿日元。卷入这场风波的人数与金额如此之多，足见这种融资手段在华人社会的普遍性。
不少学者把华商民间金融与银行等讽刺为裙带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以亲情、同乡等关系为基础来投资与融资，与正规的银行运作有所差异。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华商融资网络成为诟病的对象。人格化的融资方式，除了标会等民间金融形式之外，在华商银行等正式的金融机构，网络内人格化的交易也有表现。如陈弼臣、陈有庆父子在泰国与香港的银行，主要以华商为顾客。网络内的企业与华商，信用考察便利，监督也容易，因此盘谷银行得以迅速扩大，与华商共同成长。然而，这种网络金融资本的运作，也伴随较高的风险，泰国郑午楼的京华银行，主要放贷对象是其亲友与网络内的企业，特别是其关联企业。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华商融资网络成为诟病的对象，但这有失偏颇。
第一，网络融资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提高效率。正规银行融资双方存在严重的非对称信息，对融资项目、融资者选择及其经营能力等信息，贷款方很难了解和判断，这种信息不对称给贷款方形成风险。因此，金融机构的贷款偏好于品牌企业与大公司，根据大公司的品牌、信誉、可作为抵押和担保的庞大资产，金融机构可以减少复杂的投资项目和风险评估作业。在日本、韩国，大财团与大公司还形成关联。一般的中小企业，通常难以从大银行中获得贷款。即使在美国，遍布各州的地方小银行，之所以长期存在，就在于地方银行与当地中小企业，相对容易实现信息对称。中小企业，往往通过人格化交易与民间金融的形式获得贷款。民间金融通常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与网络之中运行，投资方比较容易了解和收集融资方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评估、担保、抵押等繁复的手续，监督与风险的可控范围较小，并且风险分散于各投资方——通常是小投资者。张捷（2002）借鉴国际学界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成果，对关系型借贷进行了分析。由于长期和多种渠道所积累的企业相关软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财务数据等硬信息，部分弥补中小企业无力提供合格财务信息和抵押品所产生的信贷缺口，降低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风险。具有准市场交易特征的关系型借贷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美国地方小银行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世界各地的民间金融也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华商网络金融资本也提供了这种制度安排。
华商网络金融资本，因为信息相互了解，减少融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贷款方乐贷；由于人情、关系与信用基础，借贷的手续简单快捷，许多并不需要担保、抵押，程序灵活多样。私人资本的在网络内的放贷，亲情与关系并不能左右利益。如果是公共资本、国有资本，基于关系之上的放贷那是极端危险的。但私人资本不一样，它必然寻求最大回报。关系只是获取信息、担保及失信惩罚的一种渠道与方式。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有华商网络中存在这种现象，但不会以此左右投资决策与利益分配。

第二，华商网络金融资本是制度缺失的替代。东南亚各国金融制度，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金融自由化，此前金融工具很少，融资渠道缺乏，对华商而言，网络融资就显得不可替代。
外部环境的压力主要表现于华商在主流社会面临的不信任乃至排斥，东南亚华商在非华人的金融机构融资成本更高，同时融资所需要的信息披露会给华商带来潜在的风险。储小平（2004）论证了中国私营企业，“企业信息披露的风险度成为家族企业制度型融资的主要障碍”。制度型融资要求企业披露信息全面而真实，在市场经济规则健全的国家，其风险度相对较低。但在东南亚不少国家，信息披露的风险较高，因为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华商面临主流社会的排斥。东南亚许多国家民间存在着排华情绪，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向原住民倾向，甚至限制华商的股权比例。当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需要详细交待资金用途、还款来源、会计报表等，企业的资信和相关资料也必须提供给金融机构，这意味着企业没有秘密可言，裸露在一个遭受歧视与种族风险的环境之中，这对华商而言，当然是必须谨慎的。

第三，金融网络是创业的金融支持。
创业靠正规银行贷款，机会少，成本高，企业靠自身的利润积累速度慢。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需要金融支持，但它们具有不确定性，风险较高，风险评估繁复，而且融资规模小，投资收益小，因此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通常不愿意融资，证券机构对小企业来说，门槛太高，可望不可及。风险基金与纳斯达克这种金融创新，适应并促进了新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许多国家，则有政府通过专门的政策来支持小企业，美国就有政府支持的专门面向小企业的银行。
硅谷与新经济中创业企业如雨后春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各种风险基金获得，继而在NASDAQ这一低门槛的新兴证券市场上市融资，企业继续获得外部资金而扩大发展，许多风险基金则抽身而退，转而寻求投资其他新生的企业。如果没有风险基金这种新兴金融工具，单靠传统的融资工具，大批新兴企业不可能获得银行的贷款而成长起来。如果说风险基金是雪中送炭的投资工具，那么银行则是锦上添花的融资机构。银行追求低风险的稳定的回报，不能影响其资金流转，因此银行投资对象通常是具有信誉和偿还能力的大企业或品牌公司，而传统的纽约证券交易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现有规模、赢利能力与记录都要详加审核。未成型的、或正在成长的、或具有前景的小企业，从何而来赢利记录，更没有信誉积累和品牌，当然被银行与常规证券市场所遗弃，风险基金则把它们作为投资对象，旨在获取其可能的巨大的未来赢利，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这种投资具有赌博色彩。纳斯达克也是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制度创新，为硅谷与新经济中的科技创业与融资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海外华商缺乏风险基金与纳斯达克这类社会化的金融渠道——这需要相关的制度配套与支持，但网络金融资本为企业的创建与成长提供了金融渠道。网络金融资本比正规的银行更能适合新兴企业与中小企业，正规的银行在本质上偏好大企业融资。如果说股市把未来多年的收入流提前兑现，股市为创业者提供了一种提前兑现财富的机器；股票的高流通性就是这样使美国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大大加快财富的创造速度。（陈志武2005）那么，华商金融网络也正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标会圈子里，每一个都如愿能够筹集资金，相继创业。这就是为什么温州人能够个个成为老板并迅速扩大其资本影响的原因。第六章所述，海内外的福州人与温州人中，以偷渡为形式的非正规金融网络，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工具。
在网络里，信息搜索、信用考察、监督等成本较低，尽管风险也较高。从高风险、低成本的融资特征来看，华商网络金融资本有些类似于风险基金。各地华商基本上得不到正规银行与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但钱庄、族群银行与金融工具有效地弥补。虽然有风险，但这是华商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这种民间性、草根性的金融工具，使华商获得了家族之外的金融资本，也可以说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化资本。华人之外，其他移民社区也是如此。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人利用本族裔人经营的非正式信贷系统购置平价房（Crowder，1999）UN2006。一些族群同乡开办的轮流借贷会提供了集资机会，移民社区内社会网络强劲有力，社区内能依赖以信为本、强制守信的关系。（Light and Rosenstein，1995）
可见，人格化交易的金融形式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海外华商又存在更大的空间。其一，海外华商网络的信用发育与信息流动为网络金融资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为网络金融资本的运行提供了动力；其二，它使个体闲置的资金低成本地迅速动员，转化为活的资本。使创业者能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地聚集资本，低成本地创业。创业者的成功带来示范效应，激发更多的创新与创业，而网
络金融又提供了条件。8海外华商就是这样滚雪球似的不断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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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必须补充的说明的是，如果说海外华商网络是华侨华人一个半世纪移居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定产物，那么中国大陆目前的信用缺失则与20世纪几乎整整一百年中不断革命相关，传统秩序与信任基础被摧毁了，新的信任机制未能建立起来（身处海外的华商则幸运地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的对传统的革命）。信任一经破坏，重建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就目前中国大陆而言，在被破坏的信用基础上进行重建，唯有法律能够实现。人际信用的两个极端，在海外华商与大陆企业表现出来，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我们在追溯文化根源时，不能过于简单或笼统，还要考虑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以及现实环境。既不能因大陆企业暂时的信用困境而丧失信心，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根子所决定而不可救药了；也不能以海外华商的人际信用在网络内的作用，而把它作为信用制度建设的推托之辞。在转型期的中国，国家信用、单位信用只能适应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社会，建立个人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当务之急。

 

来源：Journal of Global Diaspora 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