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诚信价值观建设变迁探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诚信价值观建设变迁探析——基于央视春晚小品的分析

关键词：改革开放;诚信价值观建设;变迁;春晚小品;新时代　

　　内容提要：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央视春晚，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被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景缩影”。春晚小品既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艺术化、生活化展示我国价值观建设的风向标。本文基于诚信主题春晚小品的价值分析，从中管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诚信价值观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探析不同时期诚信问题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利益协调为根本加强信用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养成内生的个体诚信自觉等新时代诚信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路径。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项目号：14ZDA007)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①其中，社会思想的深刻变革是这场伟大觉醒和革命的题中之意。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诚信价值观建设，以各种途径和举措积极持续推进诚信价值观建设。“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作品是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②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央视春晚，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被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景缩影”。央视春晚小品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倡导或批判某种社会现象，传递主流价值取向，让观众在嬉笑之间感知现实温度和人生真谛，可谓我国价值观建设的风向标。自小品登上春晚以来，诚信始终是其关注的价值主题。本文试图对历年诚信主题的春晚小品进行价值分析，从中管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诚信价值观建设的时代变迁，以期为新时代加强诚信价值观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从央视春晚小品管窥改革开放40年来诚信价值观建设变迁

　　诚信作为维系社会人际交往的基本纽带，弥漫、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和方面。40年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急剧的社会变革也带来了诚信问题在诸多领域的凸显。其中，经济、政治、社会三大领域的诚信问题因其范围广泛、影响深刻而备受关注。在189部春晚小品中，诚信相关的主题占比近1/3，居各类主题之首。这些小品或犀利批判失信违信行为，或正面倡导诚实互信理念，在“破”与“立”之间生动勾勒出了40年来我国社会诚信价值观建设变迁的“历史风貌”。

　　(一)经济领域的诚信价值观建设变迁

　　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书写了经济腾飞和民富国强的壮丽史诗，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诚信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内在要求和道德基石，与此同时，市场趋利属性也在不断冲刷社会诚信底线。这对矛盾贯穿经济建设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带来人们对经济领域诚信问题的高度关注，并在诚信主题春晚小品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和推进，经济领域诚信问题逐渐显现，诚信价值观建设开始引起重视，诚信主题小品开始登上春晚舞台。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一方面，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和物质利益追求仍处于疑虑、观望状态，经济行为普遍保守，诚信问题尚未集中显现；另一方面，随着逐步放开搞活，经济活动逐渐活跃，少数个体和私营企业唯利是图，出现了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开始引起人们对经济诚信问题的关注。小品《羊肉串》就是这一时期经济领域诚信问题的体现。小品中陈佩斯饰演的小商贩为牟利而无照经营、以次充好，最终受到了应有处罚。小品既传递了国家对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大胆求富创富的鼓励态度，同时彰显了诚信经营、合法致富的价值立场，初步展现了小品这种生活化艺术形式的价值引导功能。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更加活跃，诚信问题愈加凸显，交换信用的培育成为这一时期诚信价值观建设的重点，诚信主题小品数量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消除了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顾虑；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创造性建构，为市场经济“配置”了道德的价值导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有明确价值导向和道德内涵的经济模式，必然对经济活动提出诚信要求。但日益浓厚的市场气息不断激发和强化人们的求利欲望，加之经济领域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不成熟，这一时期的市场交换活动中失信行为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诚信也因此频频成为春晚小品聚焦的热门话题。小品《手拉手》细述了在小商品经济繁荣背后，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乱象；小品《推销》和《打工奇遇》展示了在高额利润刺激之下，一些企业在销售中胡编乱造、虚假宣传、蒙骗消费者的失信行为；小品《草台班子》和《如此包装》揭示了文艺市场商业化背景下，部分公司虚假包装、胡乱代言，一些演员为成名求利而屈从“潜规则”等失信违德现象。这一时期春晚小品对于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的“高密度”呈现，既折射出社会对经济领域失信现象的强烈反响，也反映出党和国家对于经济诚信建设的高度重视。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化，以法治建设规范市场行为成为诚信价值观建设的着力点。诚信主题小品数量开始逐步下降，显示失信问题初得到有效矫治。加入WTO后，随着国际贸易往来增多，人们的诚信价值观面临更为激烈的冲击和考验。一方面，国际市场的广泛、深度融入要求人们更加严格遵守诚信经营的市场规则，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广阔市场和高额利润诱惑下诚信底线失守的更大风险。这一时期，“中国制造”曾一度被贴上“山寨”“盗版”等失信标签。春晚小品及时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集中展现了经济主体在坚守诚信原则与突破诚信底线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小品《梦幻家园》展示了某些开发商虚假宣传、销售劣质房屋、坑害消费者的失信行为，也为消费者正确维权提供了生动示范。当我国驶入“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虚假描述网络产品、恶意泄露消费者隐私等行为频现。小品《天网恢恢》将电信诈骗案例搬上春晚，以犯罪团伙窝点被端的结局伸张了法治正义、传递了诚信价值导向；《网购奇遇》强调了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对商家诚信的监督，倡导营造诚信的网购环境。该时期小品彰显了诚信价值观建设中法治保障的重要性，反映了党和国家将着力点落在以法治建设促进诚信价值观建设的新趋向。这一时期密集颁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等都是从国家层面推动诚信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法治建设相互结合的重要举措。

(二)政治领域的诚信价值观建设变迁

　　政务诚信是党和国家取信于民、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公职人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作为直接影响着政务诚信的实现。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腐败则是政务诚信的腐蚀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政治领域的诚信价值观建设则是其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如何约束和规范政府与市场、党群、干群等关系中的“公权力”使用，切实履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政治承诺，既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也是政治领域诚信价值观建设的根本。随着改革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深化推进，社会各界对政务诚信问题关注度持续升高，这一变化趋势在春晚小品的数量变化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初期，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而带来的政务诚信问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中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中权力过分集中是现行制度弊端中的总病根。”③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有集中体现，公权私用、权力寻租等问题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小品《送礼》就是在改革逐渐铺开、政企逐步分离的背景下，刻画了一名为获得项目审批而向政府官员送礼、走关系的企业负责人形象。小品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向公权领域渗透，从而产生权力寻租现象，展现了艺术作品的“警世”“醒世”功能。小品选题与这一时期的“整风”、“纠正不正之风”等活动高度契合，反映了党和国家反腐败、反特权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利益诱惑下的公权私用现象更加凸显，“权为民用”成为政务诚信建设和反腐败的明确目标。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甚至呈现发展蔓延的趋势”。④公权力越轨现象愈加盛行，官员虚报政绩、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行为严重污染了政务诚信的空气。小品《牛大叔“提干”》《打扑克》《戏里戏外》犀利批判某些基层干部无视百姓利益，公款吃喝，空头许诺，图私利而不为民办事，违背了诚信为民的价值原则。春晚小品通过个案故事以点带面，反映了百姓对于政务诚信的普遍期待、党和国家对于政务诚信的大力倡导。这一时期，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制度规范，进一步约束公权力使用，制度反腐成为党内高度共识。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继续前行的阻力加大，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难度加大，反腐形势依然严峻，从严治党成为政务诚信价值观建设和反腐败的关键。这一时期出现的个别干部以过节和发展兴趣爱好等为渠道收受贿赂的隐性腐败现象，一些公职人员为升迁而投机钻营的不正之风屡见不鲜。“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共腐关系圈’”，⑤严重损害党的肌体健康。小品《我就这么个人》《人到礼到》《投其所好》都从不同角度评判了这些腐败现象，呼吁公职人员树立诚信形象，践行勤俭清廉的价值理念。21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惩治腐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⑥显示出这一时期诚信主题小品与现实生活中的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合拍共振。

　　(三)社会领域的诚信价值观建设变迁

　　“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⑦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和交通通信技术的快速创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发育，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到多样的变迁跃进。社会交往空间日益扩大，交往对象日益复杂，交往关系呈现出个体化、即时性、多样化等时代特点。在剧烈、深刻的社会嬗变过程中，传统诚信价值观不断受到挑战。40年来，社会诚信主题春晚小品数量的快速攀升，折射出人们对社会领域诚信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刻反思。

　　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诚信价值观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假大空”等旧有价值观念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媒体宣传尚未彻底摆脱“政治挂帅”、“拔高造神”等浮夸失实风气。在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中，儿子抓歹徒立功，电视台导演要“虚构”拍摄英雄母亲一天的生活来从侧面宣传影响，力图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和英雄母亲，最终被英雄的母亲拒绝。小品传递了人民对于新闻报道实事求是原则的认同和渴望，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社会领域诚信价值观建设的呼唤。

　　20世纪90年代，经济领域的等价交换原则向社会领域蔓延，人际互信成为社会领域诚信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蒙上了利益交换的色彩，利益成为人们交往中的重要权衡因素，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功利化，传统人际交往关系中的诚信价值准则不断受到挑战和考验。小品《陌生人》《路口》《我在马路边》异曲同工地展现了乐于助人、拾金不昧反被误解的尴尬情景，揭示了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人际交往成本增加、诚实好人难当的道德困境。小品《拆迁变奏曲》以城市化进程为背景，讲述了一对夫妻面对拆迁分房诱惑而“假离婚”的故事，反映了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际诚信经受的利益诱惑和现实考验。基于以上情况，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以诚信为重点，社会道德建设不断深化。

　　21世纪以来，社会信任缺失程度加深，重塑社会交往信任成为社会领域诚信价值观建设的重点。入世以来，对外开放和市场竞争的深化加剧了劳动力的流动性，社会的“陌生化”特征愈加显著。特别是随着网络交往空间的拓展，“陌生人社会”隔空交往的特点给社会交往信任的培育带来了更大挑战。赵本山的《卖拐》《卖车》《功夫》小品“三部曲”显示传统“熟人社会”的高度信任关系为变迁中的“陌生人社会”所瓦解。小品以骗术被识破为最终结局，向社会彰显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治正义和诚信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南京彭宇案”“佛山小悦悦事件”等社会热点多次见诸报端，引发社会关于“老人摔倒该不该扶”“为何英雄流血又流泪”等问题的热议。剖析这些事件及其引发社会舆论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的道德怀疑和道德冷漠。小品《不能让他走》《扶不扶》《放心吧》共同讲述了做好事反被误解的故事，反映了人们由于缺乏信任、难辨真伪，以致出现“见死不救”“好人难做”等现象。小品以消除误会、友善和解为结局，呼吁“人心不能倒”，倡导重塑人际交往信任，弘扬诚信精神。与这一时期维护和重塑社会诚信的需求相呼应，党和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诚信纳入公民个人层面的基本价值要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培养诚信公民和塑造诚信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

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诚信价值观变迁的成因探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诚信价值观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诚信价值观建设重点也经历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转移。这一变迁趋势与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高度耦合，也与改革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等领域拓展推进的历史轨迹相一致，体现了诚信价值观建设与时代发展变迁相适应的显著特征。要深刻理解诚信价值观的时代变迁历程，必须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时代成因和现实根源。

　　(一)社会变迁过程中新旧价值观念的过渡真空

　　涂尔干曾以“社会失范”来描述“一种规范缺乏、含混或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⑧这一概念后被我国学者运用到转型社会的“道德失范”分析中。中国改革开放缘起于对“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拨乱反正，其实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在这个变迁过程中，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价值重估与重建，此前长期维系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遭遇合理性评判。与此同时，与现代性社会存在方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却尚未建立或得到普遍认同，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因社会存在方式转变而带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暂时性“真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传统社会的诚信价值规范已难以适应和约束现代化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交换活动，传统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在“陌生人社会”中日渐“失灵”，而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现代诚信价值观尚未正式确立或得到普遍认可，诚信价值观处于“过渡真空”时期。“价值真空”导致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中缺乏“牢固”的价值约束和明确的道德规约，从而出现大量从原有社会秩序中“脱出”的失信违信行为。

　　(二)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趋利属性的负面影响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改革开放40年来进程中最核心的变革，对社会价值观念影响最深刻的因素也非市场经济莫属。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的逐利属性与主体信用之间存在天然博弈。信用是市场为维护经济秩序而对经济行为主体提出的道德要求，但市场经济并非天然的信用经济和道德经济。一方面，市场经济确实可为建立良好信用奠定基础。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产生和作用机制的阐释：“资本与其说是任何一种商业交易的界限，不如说是用来建立良好信用的基础。”⑨恩格斯也曾深刻论述资本主义的商业道德：“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的确，玩弄这些狡猾手腕和花招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⑩由此可见，商业信用和商业道德是市场经济发育成熟阶段的产物。另一方面，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又往往诱导市场主体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投机取巧、甚至铤而走险，导致失信失德、甚至违法现象的产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传统和现代经济模式交替、交织运行的不成熟阶段。不成熟的市场尚囿于其初级阶段而难以自觉致力于商业信用制度和诚信道德的建设和完善，也不会自觉生成褒奖守信、淘汰失信的完善机制，从而为经济失信及其向政治、社会等领域蔓延并引发多领域诚信缺失留下了空间。

　　(三)社会治理过程中相关制度规范的滞后建设

　　改革开放40年带来了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较之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变革，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缺乏自然孕育成熟的过程，规范市场主体交换行为的有效制度建设严重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中的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纽带联系由紧到松，客观上带来了利益重心从国家、集体到个人的偏移。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部分群体利用制度缺失和政策漏洞获取暴利而未受有效约束和惩治，造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中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动摇了民众既有的诚信价值信念。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些“短期博弈”经济行为中，由于缺乏成熟的信用法律和制度，诚信守法经济行为的收益反低于假冒伪劣、坑蒙欺骗带来的短期巨大经济利益，从而诱导更多人为快速牟利、迅速致富而放弃诚信原则。由此出现的失信获利行为冲击着社会成员的正确义利观和诚信价值观。与此同时，一些滞后于时代发展或缺乏科学论证而制定出来的规章制度在约束公权力和社会资本时缺乏有效性，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钻制度空子的机会，严重破坏了政府形象和社会诚信风气。

　　(四)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人际关系的疏离瓦解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人的社会属性必然强调人在社会中与他人的联系和交往。传统“乡土社会”和“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2)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现代交通通信技术发展，社会流动日益便捷和频繁，打破了“熟人社会”地缘、血缘的限制。传统的、可预见的和稳定的人际交往模式向陌生的、短暂的、快速的交往模式转变，传统人际交往关系日益疏离瓦解。正如鲍曼所言：“曾经自我编织和自我维系的用于治疗市场冲突中遭受的创伤的家庭或邻里关系网络，如今已土崩瓦解或是被大大削弱。”(13)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缺乏共同的道德背景和权威，在行为评价和选择中缺乏共同的价值标准，个体很难预测他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动机，在交往中无法产生准确的行为预期，导致信任关系难以自然生成。当交往中出现利益取舍时，部分个体就可能利用快速流动的临时性和不在场交往的不确定性，为眼前利益而选择失信违信，加大了人际交往的信任风险，从而带来诚信危机。

三、新时代我国诚信价值观建设再思考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诚信作为公民个体立足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和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重要道德基石，也是我党在新时代带领人民努力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道德基础和思想保障。新时代的诚信价值观建设应积极借鉴改革开放40年来诚信价值观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重从以下几个维度着手：

　　(一)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诚信价值观的确立根源于现实利益基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精神和意识，而是蕴含其后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基础之上的物质利益。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类社会不可能通过回避利益矛盾和冲突来实现整体和谐，利益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起作用的动力和源泉。诚信价值观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规范和协调，利益是影响诚信价值选择的关键变量。

　　正确的利益引导和协调机制是加强诚信价值观建设的关键。马克思认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7)当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分离时，就会引起道德上的堕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伴随着个体利益诉求和群体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新时代诚信价值观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健全利益引导、协调机制，厘清个人利益和集体、国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合理引导和规范利益分配行为，为人们树立正确的诚信价值观提供机制和制度保障。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不断扩大、增进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共同利益”，(18)继续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逐渐缩小贫富差距，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9)从根本上奠定诚实守信的物质基础。

　　(二)加强全面的信用制度建设

　　信用制度建设是社会诚信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良好的国家体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倒是相反地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20)事实表明，市场竞争中的逐利个体不会天然地讲信用，关键是要建构出一套诚信收益远大于失信收益、失信成本远大于守信成本的制度。这就需要我们在发扬传统诚信美德的基础上重点加强现代诚信制度建设，注重诚信建设中的“德法并举”。破解新时代诚信建设难题，重点要从信用制度建设入手，建立起引导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自觉守信的长效机制，“逐步实现从‘熟人社会’的特殊信任向‘陌生人社会’的普遍信任、从传统德性诚信向现代制度诚信的转型”。(21)

　　建设信用制度需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下功夫。一是建立信用法律体系，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以信用信息公开为基础的公开、公平、公正的信用制度和法律法规，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同时实现信用信息安全和主体权益保护有法可依；二是坚持严格执法，用好社会征信体系和信用奖惩联动机制，建立严重失信黑名单和行业禁入制度，严厉惩处违信行为，培育公民诚实守信的制度自觉；三是加大监管监督，建立完善司法监督和政府监管机制，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使违信行为无所遁形。

　　(三)建设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

　　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是涵养诚信价值观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22)这是全面净化诚信价值社会环境、营造诚信文化的重要基础。诚信文化建设通过教育教化、意识渗透、环境熏染等方式，可以促进个体形成正确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从而培育其积极、健康的诚信价值观。

　　培育诚信文化氛围的关键是抓好重点群体的诚信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首先要运用各种资源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使个体深刻理解市场经济时代的信用收益和诚信价值，强化个体诚信行为的原动力。其次要重点抓好党员干部、企业负责人、在校师生等重要群体的诚信教育，以点带面地扩大全社会的诚信教育，建设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其中，政府诚信是最大的诚信。我国自古有“民以吏为师”的传统，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是民众的道德标杆；《论语》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身正行直，率先垂范，民众才能信服。新时期，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导思想下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要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23)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党和政府诚信形象，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这既是“以德治国”方略的有效实践，也是最有说服力和示范性的社会诚信教育。

　　(四)养成内生的个体诚信自觉

　　个体内生的诚信自觉是新时代社会诚信建设的必然要求。无论现代性如何把社会推向个体化、离散化、自由化，个体的道德自觉和价值自觉都是维系社会关系健康有序的根本，也是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和生活的基础。诚信道德建设的最终指向和根本所在，就是养成个体内生的诚信自觉，将诚信内化为价值信仰，唯此才能积蓄集体正能量，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前行。

　　个体诚信自觉的养成重在坚守“慎独”。“慎独”体现了个体道德修养方面自我反思、自我调节的道德觉悟，主要是通过学习价值理论、参加社会实践、深化道德体验和注重自我反思来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丰富精神生活、培养诚信理念。坚守“慎独”是诚信道德主体最为稳定和持久的自我道德教育，也是一切外在诚信价值观建设最终内化于心，转化为坚定的诚信道德情感和意志的关键环节。

作者简介：冯秀军，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杨中英，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冯秀军 杨中英